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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本【周末悦读】企业的产生、本质及最优规模:一个文献综述


原标题:【周末悦读】企业的产生、本质及最优规模:一个文献综述

作者:邵兴全 博士

来源:公司法则

导读

本文围绕企业的产生、本质及最优规模问题,梳理了学界有关这三大问题的主要理论观点。在企业产生问题上,本文分析评述了熊彼特、奈特、科斯和巴泽尔的有关理论;在企业本质与企业边界问题上,本文分析评述了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代理理论的有关理论分析。通过梳理、分析与评述,力图汲取借鉴现有理论的思想精髓,为研究现实中的企业,奠定一个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

企业产生:企业家抑或财产?

为什么会有企业?这是要深刻理解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就必须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企业被视为是既定的存在物,而不去探究企业出现的原因,因而要厘清企业的产生问题,就必须摆脱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桎梏。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之后,许多学者都力图摆脱传统桎梏,厘清企业的产生问题。

本文梳理了熊彼特(J.A.Schumpeter)、奈特(F.H.Knight)、科斯(Ronald Coase)和巴泽尔(Barzel)有关论述企业是如何出现的理论观点,并将他们的理论观点归纳为两类。一类是重视对人(企业家)的分析,这一类又包括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由论述企业家权威的产生而引出企业的出现(熊彼特和奈特的分析);另一个层次虽然没有分析企业家是如何产生的,但是通过比较分析企业家权威的协调为什么有时会优于价格机制的协调,从而论述了企业出现的原因(科斯的分析)。另一类是重视对物(资产的属性)的分析,由资产属性的多维度而引出的共同财产及治理问题来分析企业出现的原因(巴泽尔的分析)。该部分的逻辑思路和结构层次可用图1表示。

(一)重视对人的分析:企业家的产生与协调

1、由分析企业家的产生解释企业的出现

(1)熊彼特的观点:企业是“企业家”实现“新组合”的结果

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他把“新组合”概括为五种情形: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产品的一种新特性;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或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方式;开辟 一个新的市场;开拓并利用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新的组织。“新组合”的实现也即是“创新”,而创新的实现依靠的是职能特别纯粹的企业家。他认为,“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这自然是一条规则,因此,任何一个人在他们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 “企业家”要“实现新组合”,一般必须求助于信用,以获得用于履行创新职能的资本。

由此可见,在熊彼特的视野中,企业家的定义是严格的,企业家的职能是特别纯粹的,企业家与企业二者是同时出现的。当某种情形的“新组合”或“创新”实现时,不仅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而且还出现了企业,企业是“企业家”实现“新组合”的结果。

(2)奈特的观点:企业是存在“不确定性”的直接结果

奈特指出:“随着不确定性——无知和根据非知识性的看法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出现在伊甸园式的情形中,情况发生了本质变化。……当不确定性出现的时候,做事情、实际采取行动就变成了生命的次要部分,主要问题和首要功能是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不确定性给社会组织带来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产品是为市场生产的,其依据完全是非个人需求的预测,即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人的需求,而是生产者担负着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第二,预测工作和大部分生产技术指挥和控制进一步集中于十分狭窄的生产者阶层,由此出现了新的经济工作人员——企业家。……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比实际做什么和如何做更重要。此时,生产团体的内部组织不再是无关紧要的机械性细节,决策和控制功能的集中是必然的事情。……在这个体系中,自信者和冒险家承担风险或保证动摇者和胆小鬼获得一定的收入,以此作为对实际结果进行分配的交换……出于人类的天性,一个人保证另一个人行动的特定结果而没有赋予其支配他人工作的权力是不现实的和非常罕见的。另一方面,没有这样的保证,后者不会将自己置于前者的指挥之下……企业和工资体系是多方面的专业化功能的结果,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的直接结果。”

由此可见,在奈特的视野中,由于现实中不确定性总是客观存在的,决定生产什么与如何生产实际生产本身更重要,这样,生产的内部组织就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生产的内部组织首先是要找到一些最具管理才能的人,让他们负责生产和经营活动。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是风险偏好者,而绝大部分人是风险规避和风险中性者,后者愿意交出自己对不确定性的控制权,但条件是风险偏好者即企业家要保证他们的工资,于是,企业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在企业制度下,管理者通过承担风险获得剩余;工人通过转嫁风险获得工资。企业家的出现、企业产生与企业工资制度的形成,都是不确定性这一事实存在的直接结果。

2、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的权衡比较解释企业的产生

科斯指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原因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所有相关价格的工作,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不可能消除。市场上发生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当存在企业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大大减少了,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签订一个较长期契约替代若干个较短期契约,签订每一个契约的部分费用就将被节省下来。……由于预测方面的困难,有关物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限越长,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买方也越不愿意明确规定要求缔约对方干些什么。……由于购买者不知道供给者的几种方式中哪一种是他所需要的,因此,将来要提供的劳务只是以一般条款规定一下,而具体细节则留待以后解决。……当资源流向变得以这种方式依赖于买方时,企业就出现了,企业或许就是在期限很短的契约不令人满意的情形下出现的。”

由此可见,科斯认为,在市场机制的协调下,由于存在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契约数量较多,短期契约不能较好地满足购买方在事后规定具体细节的需求、解决购买方的预测难题。因而,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形成一个较长期契约,就能节约市场运行的成本。因而,企业家来协调有时会比通过价格机制协调的成本低,企业因能够节约市场运行成本或交易成本而成为市场的替代组织形式。

(二)重视对物的分析:共同财产及其治理问题解释企业组织的产生

巴泽尔从同一要素的不同属性的所有权分割出发,认为组织是为减轻“共同财产”问题,管理所有权被分割的实体而产生的。巴泽尔指出,当商品的所有权在个人之间分割时,就会产生共同财产问题,即人们会攫取被置于公共领域的有价值属性。对同一设备的不同属性来说,攫取问题的严重性也不相同。因为一件设备的不同属性不会同样容易地被攫取,所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属性是有利的。因此,一件资本商品的所有权不会总是属于一个单独的人或一个单独的组织。合理的设备属性的所有权结构应当使得攫取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设备不同属性的所有权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被分割,容易产生严重共同财产问题的属性应由组织所有,以对共同财产问题加以控制;不会产生共同财产问题的设备属性则往往由个人所有。大型设备时常有重要属性易产生共同财产问题,因而将由某一集权的组织(企业)所拥有。这里的企业也有规模经济,但企业生产的产品此时是由它所遇到的共同财产问题的性质来定义的。

由此可见,巴泽尔是从要素属性所有权的分割入手,由不同的属性产生共同财产问题的程度不同,企业这一组织形式正是当要素的属性容易产生共同财产问题时应运而生的。当要素的不同属性被分别所有是经济的时候,就会出现数个组织拥有一项资产的情况,如“大办公楼”由许多所有者拥有。那么,当数个组织拥有一项资产的权利时,治理权利配置的原则是什么呢?巴泽尔认为,权利结构的设计是用来在各当事人之间配置各个属性的所有权,配置方式是使在管理容易产生共同财产问题的属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当事人获得对于这些属性的权利。可见,在分配不同属性的权利时,在减轻某一属性的共同财产问题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人,将获得这一属性的所有权。

企业本质:资产、治理及合同集

企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不同企业理论都必须要澄清的问题,企业本质是不同企业理论的逻辑起点。如果不能厘清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就不能逻辑地透视企业的边界等相关问题。因而,深入考察不同企业理论关于企业本质的主要观点,从而透视不同企业理论的逻辑起点,就是一项必要的课题。

(一)产权理论视野下的企业本质:物质资产的集合

哈特认为,“非人力资产是企业理论的基本特征,对于非人力资产的控制,将导致对于人力资产的控制。”即:谁拥有了物质资产,谁就相应地控制了人力资产,谁就拥有了企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新产权学派(产权理论)将企业定义为一种所控制的物质资产的集合。非人力资产(nonhuman assets),包括“硬”资产,如机器、存货和建筑物,也包括“软”资产,如专利、客户名单、档案、现有合同以及企业的名称或声誉。哈特认为,只有在物质资产的意义上定义企业,才能正确理解企业的并购。因为人力资产合法地属于个人所有,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兼并另一个企业,除了兼并其非人力资产,还能兼并什么呢?兼并方必须有某种类似于“粘结物”(glue)的价值来源,以便“粘”住被兼并企业的工人。同时,在物质资产的意义上定义企业,便可以解释企业权威的来源,以回答阿尔钦和德姆赛茨对科斯的质疑。一个雇主和独立签约人的差别在于,如果中断合作关系,雇主可以选择性地解雇任何一个雇员,可以带走全部非人力资产;而独立签约人只能选择解除全部关系,且只能带走属于他的一部分非人力资产。因此,哈特认为,“如果没有能使企业凝聚在一起的东西(非人力资产),那么该企业就仅只是一个幻影。”

由此可见,产权理论把企业本质视为“物质资产的集合”,强调企业非人力资产的作用。但是,本文对产权理论的这一观点有三个方面的质疑。首先,它过分依赖于人对资产的依赖性假设。对资产的控制是否一定导致对人的控制,这应当要取决于企业的资产属性。如果企业是物质资产专用性的,那么产权理论就是有解释力的;但是如果企业是人力资产专用性的,那么产权理论的解释就显得苍白无力。其次,它把企业定义为一种资产集,那么那些不拥有企业所有权的工人与市场契约下的工人就没有分别,或者说产权理论忽视了企业的人力资产。最后,它暗含了所有非人力资产都属于雇主的假设,这个假设在实际中常常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企业的无形资产有可能是掌握在非股东的核心雇员手中。因此,尽管产权理论由剩余控制权出发,透视了企业本质,并使用了精巧的数学模型来分析企业边界的决定等,但是产权理论对现实中企业的解释力仍然是很有限的。

(二)交易费用经济学视野下的企业本质:一种治理结构

根据科斯(1937),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的替代。威廉姆森(1985)把交易的三个基本维度(属性),即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引入对契约的分析,认为资产专用性是区分不同交易(契约)的最重要标志,“如果没有资产专用性,交易费用经济学就没有了说服力”,为了使交易费用最小化,不同的交易(契约)需要不同的治理结构或制度安排。因此,企业是作为某种不完全契约的治理结构(制度安排)出现的。尽管把企业当作一种治理结构的思想,与把企业作为市场替代物的思想,本质上仍然是一致的。但是,威廉姆森把交易的属性引入,将科斯的思想大大推进了一步。

米尔格罗姆(Milgrom)和罗伯茨(Roberts)进一步发展了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他们认为,与利用市场进行交易有关的成本,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之间短期谈判成本,对短期谈判成本的强调与威廉姆森不同,后者把交易的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作为主要因素;与正式经济组织中内在集中决策权(中央权力)有关的,尤其是组织内部的政治性活动的成本,即影响成本。对谈判成本和影响成本的考虑,将有助于理解企业的本质和解释企业的边界决定。他们把企业定义为一个基本不受外来干预的集中控制的组织,认为企业的基本区别特征是中央权力对相对自由谈判的取代。由于中央权力有权进行干预,某些成本就会发生,这些成本的发生就解释了一体化的内部组织为什么并不总是取代独立实体间的市场关系,即解释了企业总是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规模)。

由此可见,威廉姆森引入交易属性,通过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基本维度来刻画交易成本,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又试图将交易费用的构成要素明确化,认为企业是为最小化交易费用而产生的一种治理结构,把科斯的交易费用思想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把企业当作一种治理结构的思想,与把企业作为市场替代物的思想,本质上仍然是一致的。一些问题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仍然未能够得到回答。如: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建立关系契约?既然当事人都有机会主义的倾向,企业是做为一种适应性治理结构而出现,那么一体化后企业又是如何协调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呢?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削弱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企业本质的解释力。

(三)代理理论视野下的企业本质:一个“合同集”

法马(Fama,1980)认为,企业只是一个合同集,而这些合同只不过是规定投入品的联合方式以创造产出以及从产出中获得的收入在投入品间的分配方式。从“合同关系”视角看,企业所有权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概念,抛弃企业所有权概念是理解企业的决策控制权不一定非要由股东拥有的第一步。从“合同集”角度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能够解释为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Meckling 1976)在关于企业本质的问题上与法马有相似的认识。他们认为,企业不是人,是一种形式的法律虚构物(法律下的人为产物),是一系列合同订立关系的连结(合同集),是复杂过程的交汇,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冲突的个人(其中一些人可能代表其他组织)目标在一个合同关系框架中达到均衡。因而在这一意义上,企业行为就像是市场行为,即一个复杂均衡过程的结果。

由此可见,代理理论视野下的企业本质是一个“合同集”,企业不是人,不存在所谓的“目标函数”和“社会责任”。代理理论放弃了剩余索取权问题转而专注于代理成本问题,从而完全忽略了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之间的差别。在企业本质理论方面,这似乎是一种退步。但是,他们的观点引导后人将企业理解为一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隐性的和显性的契约,从而为企业理论与契约理论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石。

企业规模:交易费用、产权及代理成本

什么因素限制了企业的规模?在企业理论领域,这已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本文综述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理论与代理理论视阈下有关企业边界问题的理论假说,力图汲取各理论在企业边界问题上的思想精髓。

(一)交易费用经济学视野下企业规模的决定

科斯(Coase, 1937)指出, 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 这些成本包括发现相对价格、谈判和达成契约的成本。因此, 通过成立一个组织, 允许某一权威(企业家)来指挥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 这种组织就是企业。“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市场的替代。”由于在企业家的权威指令下, 要素所有者无须为每一次交易都与其他合作者签订契约, 而由企业家用一个契约取代了一系列契约, 这样自然就减少了交易费用。但企业组织一项交易也要耗费管理费用(企业内的交易费用) , 因此当增加一项交易的边际交易费用在一个企业、市场和另一企业相等时, 企业就在均衡上实现了最佳规模。科斯认为导致企业交易费用上升的原因有三个: 企业家边际报酬递减、资源浪费增加和要素供给价格上升。

进一步地,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以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为关键假设, 将不同的交易区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不同性质的契约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或治理成本),分别对应着市场治理、三方治理、双方治理或者统一治理(一体化)等不同的治理结构,形成市场、混合形式以及科层(企业)三种组织形式。与市场治理相比较,企业治理在生产成本方面有劣势,但是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加强,企业治理在交易费用方面的优势将逐步抵消其在生产成本方面的劣势。因此, 最佳企业规模将由交易费用(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最小总和决定。

米尔格罗姆(Milgrom)和罗伯茨(Roberts)认为,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还是比较含糊的,应当为这一理论加入谈判成本和影响成本两个构成要素。谈判成本是独立的经济主体间利用市场进行交易而产生的有关成本;影响成本是在正式的经济组织中,与内在集中决策权(中央权力)有关的成本,只要中央权力有权进行干预,影响成本就会发生。由于中央权力而产生的影响成本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中央权力过度干预的倾向;有关利益方试图使中央权力以某些方式进行干预或者采纳他们所偏好的决策,从而增加投入到影响活动的时间,相应地减少了组织的生产力;与影响活动相联系的歪曲信息的行为导致的无效率决策;当组织调整自己的结构和政策以控制影响成本时,也会发生效率损失。因此,影响成本是集中控制权的一个重要阻碍,当集中控制权产生的影响成本低于通过市场进行的谈判成本时,交易活动就应当在拥有集中控制权的企业内进行,反之则应当在市场上进行。可见,影响成本与谈判成本的权衡比较决定了是否应当一体化、决定了企业的规模,这两个要素的加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体化的内部组织并不总是取代独立实体间的市场关系,解释了企业与市场总是并存的。

(二)产权理论视野下企业规模的决定

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的最优规模是产权结构作用的结果,并使用了GHM模型严谨地论证了产权结构决定企业边界的思想。哈特以船长、厨师和大亨这三者的产权结构对事前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投资影响,生动地说明了不同的产权结构下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不同,从而经济效率也不相同。将这一故事推广到企业,能够表明:如果甲、乙两企业一体化了,那么所有权或者剩余控制权应该赋予投资重要的一方,或者双方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如果双方都同等重要,那么就应该联合拥有所有权。如果双方的资产是严格互补的,那么最好将所有权集中于某一方。如果双方资产是互为独立的,那么非合并型就是最佳的。如果双方的人力资本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产权结构(组织形式)就不再重要。

(三)代理理论视野下企业规模的决定

Homstrom Milgrom (1994),Homstrom Roberts (1998)分析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多种激励手段所产生的激励成本。他们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出发, 把企业看做是一种激励装置( incentive instrument)。一项任务是采取内部雇佣( maker) 还是外部购买( buy) ,取决于不同的任务对不同约束的人所需要的绩效度量成本、监督成本和激励效果。企业可以采取三种基本的激励方式———给予产权、授权和严格工作安排, 而最佳的企业规模体现了不同激励手段之间的合意权衡。因此, 企业有些活动是自己制造, 有些活动则是外包。如果绩效度量成本较低, 那么它偏向于采取市场契约的方式, 比如代理制、特许经营等。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产权、权力上,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甚至不是决定企业边界的最重要变量。特别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及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 企业战略、金融工具、管制法律也都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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